搜狐新闻直播

讨论会会场
会议主持人世行副行长林毅夫先生
主持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也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们到会的嘉宾。与会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伏安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香港联亚集团主席汪建中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北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谢天宇
主持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举办的2008“两会”解读以及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论坛会现在就开始，我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今天下午的第一个单元由我主持。
我们中心有十多位教授参与今天的讨论会，中心的教授我就不一一介绍，节省时间。
按照惯例，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2008两会解读会以及举办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论坛会这样一个目的，大家知道我们每年的两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当中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时机，因为在两会的时候是确定一年的改革发展的目标跟政策。对于今年来讲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为去年刚开了十七大，确定了科学发展观以及我们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跟党和国家的新的领导。今年两会可以讲说是贯彻十七大精神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同时也是政府换届，并且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那么今年两会的时候，不管是在人大还是政协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上面，都对这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不少回顾，所以我想今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两会”解读，它的意义是不同于平常的解读。
今年中国经济展望的圆桌论坛，也是中心在过去成功举办四届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基础之上来办的。我们知道2003年的时候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为了庆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周年的活动，当时由李玲老师跟其他几位中心的教授的倡议，选择了我们国民经济生活当中十几个大家最关注的焦点问题，请国内的政策界、学术界跟中心的老师办了十几次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当时我们把它称为例题立体式的讨论会，是在网上直播，平面媒体进行报道，同时也在电视上面进行覆盖，并且最后编辑成书，得到大家非常好的反响。
林毅夫与嘉宾热烈讨论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从2003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举办这样的一个展望中国的论坛，去年年底的时候从12月13号到12月28号，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邀请了33位嘉宾进行了13场讨论，因为这一次的讨论，就刚才我讲的，跟“两会”的精神是共通的，因为一方面它是在十七大之后办的一次展望论坛，同时也是我们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个关键时刻的论坛，所以在这个论坛上面我们围绕了几个主题，一个是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一个是十七大强调的工作重点放在民生建设上面。围绕这两个主题，我们把13场的论坛分成两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怎么样让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此问题办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金融体制改革，推动自主创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区域经济布局，对外开放这六个论坛。第二个单元是就建设五有和谐社会的问题进行了六个方面的讨论。一个是财税体制改革，一个是学有所教，老有所养，老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的这样一个五有社会，怎么样通过财政体制，税收体制的改革以及怎么样来动员社会力量跟政府一起努力，全社会往和谐社会的目标前进。讨论基本上是一方面回顾我们的成就，以及我们当前所遭遇的困难。在2008年就解决或达成上述目标，它的机遇和挑战是何在。
这一次的论坛跟往常一样，是得到搜狐、新浪、金融界在文字上直播，在网上进行专栏的讨论，并且也跟往常一样，由平面媒体包括经济观察报、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进行深度的覆盖，并且由中信出版社再次来把我们讨论的成果编辑成书，因为内容非常丰富，就分成上下两篇，第一篇是经济篇，第二篇是民生篇，也就是现在大家手上拿到的这两册，《展望中国2008》。对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连续五年举办并且成为一个品牌，在社会上得到大家的欢迎跟重视，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2008展望中国的这33位嘉宾，都是非常忙的各界的领袖，专门拨出一个下午的时间进行专题的讨论，而且参加讨论之前进行大量的准备。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中信出版社，它在编辑这些书上面下了大量的功夫，而且是争取在最短的时效里面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跟读者见面。另外新浪、搜狐、金融界都进行网上的直播报道。媒体像经济观察报、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他们也给予这些活动最大的支持。这些工作可以讲是在中心李玲常务副主任、陈邱林以及中心的所有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的，所以作为中心的主任我也再次感谢中心的老师的投入，尤其是李玲教授，陈邱林同学对这次活动给予的关心跟所投入的精力。
香港联亚集团主席
在今天“两会”解读之前，我还要再介绍一个非常特殊的嘉宾，汪建中先生。汪先生是香港著名的企业家，也是香港非常受到尊重的成衣业的领袖，我跟汪先生是10多年的老朋友，经常见面，我对他把成衣业这一个可以讲是最传统的产业，但是在他非常有创新思维的经营方式之下，把成衣业变成在现代的产业当中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行业。并且他在成衣业的发展，确实就是我们十七大提出的又好又快的发展。从好的角度来讲，因为他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他领导的联亚集团在世界上有10个工厂，雇佣了19000多名劳动者，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机会就在我们安徽的合肥，那个厂刚刚开始，现在雇佣2千个人，但是在一两年之内会增加到一万多个人，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又好的方面，为就业保证做了很大的贡献。又快的角度，他进行了很多的尝试跟创新，把一个成衣业，本来是最难标准化的行业，他进行了很多新的管理理念，然后把很多工序都能够标准化。我是一个多月前到合肥的厂去参观，对我个人来讲是大开眼界，对中心以及和我个人来讲的话，汪先生一直对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事业给予高度的关心跟支持，我们中心是从10年前开始举办国际MBA，他从9年前开始就雇佣我们中心的MBA学生到他的公司去，形成了一个他的公司里面的一个新的管理节条，叫做“那些MBA们”。同时他也一直支持我们MBA的发展奖学金，支持学生来学习，对于我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倡议的要创办国家发展研究业，汪先生也是高度支持，这一次他特地为我们国家发展研究基金捐资1千万人民币，让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来研究中国怎么样创造一个和谐社会，怎么样来达到又好又快的发展，有了很重要的资金的支持。所以我再次感谢汪先生，同时我们也在此举办一个简单的捐赠的仪式。我现在邀请汪先生讲几句话。
汪建中：我们中国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领导，给我们中国，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可以站起来，在西方发达的国家里面也可以站起来了，成为我们世界上一个一大的经济强国，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可以都激动地为我们中国开心。但是单靠强大的经济基础还是不够的。正好，还是林老师跟我说过，我们中国还需要一个上层的建筑物，所以就这一次我很支持这一次的中国研究院建立。在林教授第一次跟我提起建立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时候，我立马赞同，马上答应出一份微力来支持他，林教授爱国的精神让我尊敬，他远大的眼光跟抱负让我佩服，他的能力让我相信，在北京大学建这一所研究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北京大学是中国的第一学府，也替中国这么多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国家的领导、骨干，我以最诚恳的心情来祝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成功，给中国跟很多在发展中的国家启发了一条可跟可丛的大道，把幸福带给他的人民，把和谐带给他的国家，谢谢。
汪建中先生讲话
主持人：非常感谢汪先生非常热情非常洋溢的简短的发言跟对我们的鼓励，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赠送一份小小的礼物来表示我们的感谢！
主持人：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今天会议的主题。今天下午的讨论，我们分成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来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对策。第二个单元是民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对策。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一个单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对策，欢迎各位踊跃发言，在还没有发言之前，介绍一位朋友，汇丰银行中国北京的行长丁先生。没人开始，就我开始吧（笑）！
我是比较幸运，因为我是人大代表，今年“两会”的时候，跟各位比起来的话，我是比较早的看到温总理的工作报告，并且有幸在人大会堂聆听了总理的报告。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它有40页，谈的是非常全面，主要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回顾过去5年的工作；一个是对于2008年工作的部署。在回顾过去5年，当然应该讲，这5年确实是不平凡的5年，也是成就取得，得之不易的5年，对于这方面我想各位都知道，平均每年10.6%的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波动的幅度非常的小，上下不超过1个百分点，并且对外贸易每年的经济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达到28.5%，这个当然让中国的经济面貌取得很大的变化。但我想对过去5年的工作的总结当中，我想谈的更多的是他对过去这5年的经验怎么来看待？对过去5年经验的看待，我自己的理解也同时是对过去这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在这方面，总理主要讲的，过去这5年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他总结了六条。第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二条，科学发展，这是需要继续坚持的。第三条，坚持改革开放。第四条，完善宏观调控。第五条，执政文理。第六条，依法行政。
我特别同意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排在第一位，这个确实是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与这过去这5年，所以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成绩，不断前进的一个因素。这三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际上是一环扣着一环，它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因为必须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机会来提出对策，才能够推动中国前进。但要实事求是的前提是解放思想。也就是说，你不能根据“本本”上面的道理来看中国存在的问题，也不能根据“本本”上面提供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你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够真正的实事求是，但是解放思想跟实事求是又是辩证的两面，如果只有解放思想而不实事求是的话，那么很可能又会变成一种罗曼蒂克的反响，可以讲是辩证的两面。
另外，要实事求是也必然是要与时俱进的。原因就是说，即使我们在过去的改革发展，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取得了成就，但是当你取得了成就以后，社会也就继续在进步，就会出现新的问题以及新的机遇跟挑战，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过去成功的政策，那么到现在很可能变成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政策上面也必须根据新的状况继续调整继续前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哲学的基础。这是我自己在听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另外提的坚持科学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规划我们的目标跟手段的一个理念，从目标来讲的话，科学发展它所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在十七大里面提出的就是说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就属于全体人民。手段上面是靠人民，目标上面也是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提出，按照科学发展观讲的，发展是第一要务。也就是说，在我们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应该是用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停滞的方式来解决，而解决这个方法同时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所以从这样来理解的话，我觉得坚持科学发展观本身是使我们的发展的目标跟手段得到统一。
那么针对中国当前处于这么样一个转型跟发展阶段，在过去5年的经验总结当中提出坚持改革开放跟完善宏观调控，本身实际上是摆好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讲，中国在改革跟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必须用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市场的方式以及参与国际化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改革开放的内涵。这一点应该是更完善的市场，更加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当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前提是国际的市场，但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方面，我们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当然还有很多体制上的不完善，跟发展阶段本身所带来的它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也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所以第三个，第四个经验的总结，我个人的看法是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
这些工作都需要政府来推动，因此在第五点跟第六点经验的总结，执政为民跟依法行政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跟它应有的政策。执政为民提出政府工作的目标，一切都是为了人民。那么依法行政是针对政府的工作应该摆脱个人主义，而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所以对政府工作报告，我这一节的收获非常大，可以讲是对过去5年经验的总结，其实也是对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所取得的成就的一种经验总结的体会。
对于未来，2008年的主要工作讲得非常的全面，包括搞好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等等，谈了九个方面。但我个人想在这儿跟各位交流的就是，第一部分总结过去这5年工作的时候，谈到成绩也提出了我们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的第一个问题，谈到的是我们现在所谈的“三过”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并且提出了投资跟消费不协调，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偏高，农业的比重偏低。那么这些问题是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尤其从三过的问题来看，它已经是存在的，可以讲说跟上一届政府，或者从温总理这一届政府开始，03年开始每年都存在的问题，也是每年我们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那经过这5年的宏观调控，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因此，它必然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
那到底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是需要深入去了解的，在这里面我想谈的就是说，虽然“三过”问题跟其他问题是相关的，而“三过”问题本身我的看法是它实际上也是内部它有它自己的逻辑联系的，而在这些问题当中我觉得最核心的是投资增长过快。因为投资增长过快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内自己的消费不足，尤其对这些产业的产品的消费不足。因此，这些投资过快的产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当这些产业有产能过剩的结果，必然就会出现国内消费不了就要出口到国外去。所以，我们出口过多贸易顺差过大，实际上是投资增长过快的一个后果。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当贸易顺差过大的结果在维持汇率是个比较小幅度的增长，人民币不可能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之下，那么外汇积累就会过多，当然外汇积累多了以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货币要蒸发来购买过大的外汇，而货币蒸发以后，银行口袋的资金就增加了，因此，就导致了货币信贷投放过大，当货币信贷投放过大又会转回来，变成可以投资的资金过多了，那么投资又是以很高的速度在增长。因此，“三过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是以投资增长过快开始，形成了一个可以讲是怪圈，因为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导致外汇积累过多，导致货币蒸发过快，信贷蒸发过快，投资增长过快，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赞成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对于投资增长过快需要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在目前跟过去一样，用关紧货币跟信贷闸门的方式。
可是就像我前面谈的，这个问题已经是存在的，至少说是过去5年每年都在谈，宏观调控也是过去5年都在做，这代表它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这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尤其90年代以后，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收入分配越来越两极分化有关。明显的表现是居民系数不断提高，根据社科院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大家都知道超过0.45，在国际上这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一个分配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分配不公是前面讲的“三过”问题的根源，因为一般的居民它的收入无非两个用途，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当然像汪先生还可以捐赠（笑）。
你分配不合理的话会造成怎么样？有一群是低收入者，有一群是高收入者。低收入者消费倾向是高的，但是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是有限的，高收入者大家也知道，它的消费倾向是低的，我前面讲，有钱的话无非是作为消费跟投资，当消费倾向低的状况，它就会投资，因此如果说在收入分配当中，大量的国民收入是往高收入人集中的话导致的结果一定是投资跟消费的比重，投资会非常高，消费会非常低，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在这个不合理的状况之下就会出现投资的动力非常大，解决这个问题，按照我们传统的理念两者，一个是扬汤止沸，一个是釜底抽薪，我个人认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当然水烧得很热的时候也要扬汤止沸，宏观调控应该是属于扬汤止沸，不能烧得太厉害导致爆炸。但是真正的要解决应该是解决釜底抽薪的问题，釜底抽薪的办法应该是解决收入分配。
在这里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收入分配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越来越不合理的情形。
我个人的看法说，真正要对症下药就找出它的病因，而它的病因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尤其有几个关键性的改革，目前的推动太滞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我在很多场合也讲过，今天我也想再利用这个机会再谈一次。
一个是金融结构的问题。我们的金融结构是以四大国有银行再加上股票市场为主。这有它的历史原因，姑且不谈。但是在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之下，我们知道，中小企业基本上得不到金融服务，而能得到金融服务的必然是大企业，而大企业都是有钱的，在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之下，我们知道中小企业它的市场是创造就业机会，低收入人的特性是什么？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获得收入来源的资产，那么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因此劳动就业的创造就相对不足，工资水平就相对的受到抑制，而且能够进入到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就少，这种状况之下，低收入者的收入就很难提高。并且在这样一个金融结构之下，实际上从大银行或者是跟股票市场的资金成本是相对低的，而能够借到钱的或者是融到资的，都是相对有钱的大企业，然后它的资金成本低的代表，储蓄者是回报人，而借到钱是比较有钱的人，他借到钱是得到补贴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低收入者一方面机会少，二方面还去补贴这些有钱的人的投资行为，收入分配当然就会越来越不合理，同时也就会出现我们现在投资当中因为资金成本相对低。
为什么我们现在讲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不合理，与这些都是相关的。二方面是资源税费，我们现在的资源是国家的，但是资源的税费是极端低的，我跟稻葵，他们前年去做仔细的考察，在那种状况之下，大量的国有的资源的租就转让给少数的人拿到开采权，我们现在资源性行业是一个暴利的行业，第三个还有一些行政性的垄断行业。所以这些是我们现在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要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要解决我们现在的货币信贷投放过快以及外贸顺差过快，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合理等等这一系列，跟着过去5年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应该是加速我们对这些领域的改革。
改善金融的机构，改革资源税费，让资源产业变成一个跟它的风险相对应的正常的盈利的行业，以及对垄断性行业开放竞争的开放竞争，不能开放竞争的，对它的价格跟它的收益分配都要严格监管。如果能做到这些改革，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真正的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困扰我们宏观调控的“三过 ”问题，并且使我们的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协调，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的人收入水平提高，社会就会更和谐，我们就能够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抛砖引玉，讲得太多，谢谢各位。
陈平：谈几个学习体会。第一个“两会”的历史成就有几条。第一个，政府是连续有序换届。副主席和新的副总理都出来了，年青化、知识化、廉洁化，务实亲民，我认为这是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二个，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证明中国特色的混合经济，可以由自我创新，自主开放，自身改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保持一个建设性政府本色，我认为这是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以来，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特色。而按照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话，他们认为传统的政府都是不可能，除了工人以外有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中国政府能够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是周期震荡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三个，中国政府应付危机，我亲眼看到非典，雪灾的能力远远高于美国政府对抗风灾的能力，所以中国政府改善环境的步子也比美国政府坚定，表现出世界大国的风范。这是我对“两会”的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
下面说一些我个人作为一个科学家良心的观察。我认为大部制调整喜忧参半。
设立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部，把食品药品监管划归卫生部，可以处理网络效应和外部效应，我赞成，但是其隐忧我认为不可不防，这次会议上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大部制，我要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
第一条，中国污染最困难的不是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你把汽车从烧汽油改成混合汽车就降很多了嘛，中国最难的是水污染，而水污染我认为大区域，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区上下游一块综合治理要比分阶段去治理强多了，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条，我非常忧虑现在发改委以后建立的国资委，中金公司，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学新加坡淡马锡模式，违背国际游戏规则。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关注，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比日本韩国还要开放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得不到市场经济承认的地位，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是叫一厢情愿。
中国的外汇，这么多大量的1.5万亿的外汇，现在有一本书，认为中国和美国已经处于冷战期，相当于美国和苏联一样恐怖平衡的阶段，中国和美国可以互相制造经济危机。我们这样搞，就逼着我们只能买美国的垃圾股，比当年民贷政府拿了一大批白银，使得国破家亡，中国怎么能上帝国主义这个当呢？如果不改变这个体制，我认为会变成美国和欧盟封杀中国已经股份化了国有企业，向海外市场扩张的努力，出路我认为不是什么大部制，我建议是采用，我的朋友复旦大学建议的大学基金会制。不能把国有资产交给国资委，管几万亿的国有资产。现在财政部的短期拨款，北大拿到的政府拨款还不足以发研究生出论文的钱，当然逼着大学去卖文凭，增加学费，大伙儿的抱怨，根本的出路是在财政体制上面，所以我认为如果改变那样的话，使得国有企业名义上看起来，不是政府控股，完全照西方的办法是由大学为民众服务的公共基金服务，而且是非盈利的。如果把中国国有大企业的资产以某种激励方式量化给高官的话，中国就会犯俄国当年国有企业的经理变成大垄断资本家，这个比国有垄断资本家还要坑害国民的这样一个悲剧，我觉得一石两鸟，所以我坚决反对大部制。
第三条，我非常忧虑，以环境保护为名，扶持国有和外资的垄断企业，打压民营企业。中国最应该重视汽车行业的教训，当年国有垄断一汽、二汽，上海和大众跨国公司合作，结果是国有垄断和跨国公司垄断两家合起来打压民族企业，结果我们引进了先进技术了吗？技术停滞在国外老的技术上面，国内的汽车价格高得不得了，反而是地方政府支持的奇瑞，民间资本吉利打破了双重垄断以后，才有今天汽车市场欣欣向荣的局面，不能讲平等竞争，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怎么竞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民营经济占大头，国有企业做骨干，但是不能占大头，外资只能占局部，最多占一些高端的行业，尤其不能让外资的市场份额超过15%到20%的份额，甚至超过30%的份额，这样一种引进技术实际上是把中国重新变成一个受西方外国资本控制的市场，绝对不能在法制面前，在技术标准面前，平等竞争的名义再一次的打压民间企业，这个问题应该向有竞争能力的民族工业倾斜，包括房地产的投标，否则的话我们中国所有好的房地产全被跨国公司给垄断住了。
因为他们财大气粗，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像东欧一样，跨国公司平等，全部都成了跨国公司的天下，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目前不需要外资，除非外资本身带有技术和管理的含金量，否则的话中国现在是资本输出国，应该大举出去，而这个出去要以民间资本和大学基金会的名义出去，而不能以政府高度集中的投资公司的名义出去，这样的话我们是会被封杀掉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演讲
“两会”期间最惊人的事件就是藏族闹事，这跟我们讲的大部制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的标题叫做根在省制。此话怎讲？我认为到目前中国没有吸取苏联瓦解的教训，你们看一看数据，一直到前苏联瓦解以前，苏联经济成长的速度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休克疗法”瓦解以后，现在前苏联东欧经济下降了40%到70%左右，东欧现在刚刚恢复到90年的水平，俄国、乌克兰还没有到90年的水平，所以主张自由化、私有化的人根本不敢提，东欧和前苏联实行华盛顿共识到底有什么教训？还在鼓吹没有华盛顿共识的华盛顿共识。苏联瓦解的原因是政治原因，不是经济原因，在于斯大林担任民族人民委员期间提出来以语言民族为基础，创造了十几个到几十个加盟共和国，而且赋予他们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我认为这是血的教训，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西藏问题我个人稍有了解，原来的西藏分成前藏和后藏，达赖和班禅水火不容，还有以前的西康，他们是完全三股不同的势力，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大西藏国，而且前藏后藏班禅和达赖他们都想获得当地治理的合法性。
还有新疆兴起来动突厥帝国，什么时候存在过，以威尔而组统治的新疆省，所以我认为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早有一个看法，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四级行政体制，省地市县，跌床架屋。我觉得中国应该把省划掉，变三级制，每一个省都比西欧的主要大国还要大，但是这个大不仅是人口大，而且疆域大，把大省划小的同时，要把西藏恢复原貌，前藏后藏分而治之，让你们藏族势力，疆族势力和以后的台独势力根本没有崛起的可能性。我讲的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治久荣。
天下没有什么黄金，没有什么房地产，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的，只有保持国际竞争力，国际趋势也是这样，欧洲上面在整合形成欧盟，下面在干什么？在划小，苏格兰要独立，比利时法语区他们也要分开，而不像现在这样，会叫的孩子还得补贴，所以我认为现在好多藏族台独势力都是咱们给扶持起来的，台湾拿了几百亿美元的顺差在那里叫台独，我们完全使用周恩来当年的办法，区别对待，你跟中国友好有订单，不友好没订单。
最后一条，我想讲一件事情，非常担忧的事情，我叫做短视民意和战略大计，中国领导亲民我赞成，重视人大政协的法制功能我也赞成，但是我认为所谓民主不等于我们国家讲的三个代表，不等于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东德搞垮就是工会谈判在生产力没有提高以前，把工资涨上去，结果比美国工资还高，逼得西德的资本跳过东德投资，宁可投资东欧和中国，也不投资东德，所以现在西欧改革的困难很大程度上，除了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客，还包括工会的短视政策，所以去年人大强调医疗卫生改革以政府为主导，我双手拥护，为什么？
因为加强国际竞争力，人力资本，有健康的，没有担忧的劳工跟国际竞争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怎么能放任市场自管呢？但是今年又一片声呼吁，医药还没有出台，养老体制改革又开始了，而且要全国统筹，到今天为止我在美国，美国人也做不到这个程度，他们能统筹吗？政府雇员和民间企业里面的养老能够统筹吗？能够转换吗？美国做不到的事情，欧盟做不到的事情，中国为什么要超前去做？我认为这是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而且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最成功的经济就不是像毛泽东时代，大跃进一声令下，统一实验，而是分散在各个地区分散实验，摸着石头过河，哪个实验好，各个地区自主选择，自动仿效，所以中国农业改革走了很少的弯路。
当然现在我们不经过地区实验，全面铺开，强行推进《劳动法》，我认为是违背中国改革30年最重要的经验，盲目模仿西方失败的福利社会，我是极为堪忧，不管愿望多么良好。所以为此，我不相信我们现在大多数业余兼职式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虽然善良，反映民意，但是能够提出长治久荣的方针大计，我怀疑。
会场
我的建议，我建议设立三个半官方的，有渠道，但是不是官方的，为什么？可以畅所欲言，建立三个半官方的战略机构，相当于中国的蓝盾公司，分别挂靠人大、政协和中央党校，为什么要三个？他们之间可以互相竞争，给现任的领导做参考，谁来牵头呢？我是赞成产官学三结合，我这个产，第一是什么？不是濒于破产的没落企业，是有全球眼光的上升企业，像海尔、联想，他们要加入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官是有远见的领导人，学是有全球和历史眼光的学者，三家结合成为中国的战略智库，来避免短期民意误导大局的悲剧。
两会期间我听到一个最奇怪的声音，上海政协委员建议，每人分1千块钱，13亿，就是一万三千亿，中国改革30年才要到今天减免农业税几百亿，中国现在连印度的航空母舰都没有造，中国的大学连研究基金都没有，马上就把钱分光，竟然还有媒体大肆宣传，叫做长富于民，我叫没有胜利先热昏头脑，比较荒谬，有点像寅川王不纳粮的政策。而我们现在农业社会纳粮是基础，我们今天农民可以不纳粮，是因为我们工业可以扶持农业。我们的政协委员有受保护的胡说八道的权利，但是媒体的一线的记者编辑主播竟然放大这样的言论，我请新闻界要自律，重新进行再教育。重新学习什么叫做21世纪的忧患意识。连日本人都不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
最后讲一条，体改委被纪委收编为发改委，究竟成败是得还是失，留待历史观察，我希望新上任的副主席，副总理在接班的时候对前面交给你们留下来的这一套方案要以批评的眼光来加以发展。最后一条没写进去，因为我是宏观经济学，我要讲一下，我怀疑本届政府把防范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我认为现在的通货膨胀不是中国的主要危险，中国目前面对的主要危险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国际压力，而通货膨胀是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美国现在在减息，中国在加息，同时中国还要推行《劳动法》，中国有点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给那些穷人、老人增加点补贴就好了嘛！
但是通货膨胀可以降低企业投资的新陈代谢的负担，那少收点利润就好了，承担10%的通货膨胀根本不是主要的风险，但是中国在现在因为民意的呐喊，把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放在防止通货膨胀上，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三强的大国政府的国际的大玩家，美国刚刚出了一篇文章，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候东西方的格局，是美国、欧盟、中国主导世界的格局，而中国领导人还是内向的政府处理中国的宏观调控，和对外投资的体制政策，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我们尊敬的主席和总理要有邓小平的大国眼光，谢谢。
认真倾听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李稻葵：我是来自于隔壁的清华大学，每次来到北京大学我都很有感慨，今天的印象依然非常深刻，我们既听到了毅夫主任权威性的解读，也听到了陈平教授非常新颖的发言，备受启发，我尽量用比较短的时间表述一下我的一些感想和观点。
我今年是非常幸运作为新的委员，第一次担任全国政协，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感想也非常非常多，这个地方先简单谈一个，我就谈三个感想。
第一点，我比较简单而过，谈的简短一点，我个人对人民政协制度它的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理解。刚刚陈平也讲了一些中国我们的行政体系、政治体制，很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改进方面的一些观点。我的体会，现行的人民政协制度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我觉得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学者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政协开会期间，这些委员的各种观点，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比较出位的观点，但是对这个政协制度本身的关注好像还不够，甚至于还有一些误解，其实这个政协的制度，我的体会它真正是体现了中国国情的，是独创性的创造性的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不同于人大，不同于国外的国会，它的委员是来自于社会各界，一方面它不需要，是按照人数去反映社会各界的流行的观点。
与此同时它是来自于全社会的各界，经济界，文化界在界别上更有代表性，和民选出来的，或者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民选形成相辅相成的互补的机制，这一点是中国特色，即便在英国，英国有上议院那是终身制的，那是贵族组成的，那只是局限于女皇任命的社会的精英层，和政协不一样，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体制是有独创性的，它主要体现在参与国家的一些政策，一些决策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谈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还有民主监督，这些地方我觉得它的独特性，刚刚陈平教授谈过，有一个政协委员提出来每个人分1千块钱，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例子恰恰证明了政协这个机制它的独特性或者优越性，因为这个观点是绝对少数的观点，有一个人讲这个观点，很多政协委员群起而攻之，很多很多人都表示反对，所以在政协的会议上，他不需要百分之百按人数去反映民意，恰恰能够起到对中国长远的发展，对中国的战略问题能够进行一些深入思考的这么一个作用。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京戏入校，你可以想像，如果纯粹由一个民选选出来的体制，这种议案，这种建议是通不过的，因为很多的绝大部分人，我相信中国目前的百姓对京戏是不了解的，那么如果完全是靠民选机制的话，那么这种建议恐怕难以通过，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一些文化精粹是需要传承下去的，所以由一部分人来自于文艺界，来自于京剧界的代表和委员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这就体现了政协制度它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我个人的体会，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成绩全世界都瞩目了，不仅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而且现在正在总结中国的经验，我们毅夫主任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了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经验的宝贵，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经验的宝贵，顺便我也代表我们清华的几位同仁向毅夫主任表示中心的祝贺！
我的个人体会，可能下一步就是研究中国的文化有没有它的优越性，有没有可以研究的地方，再下一步就要研究我们政治体制里面有没有合理性的，独创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想，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完善改进改革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包括人民政协的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义务把符合中国国情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利的制度推介到全世界各地，这也是我在政协会上，小组发言里面，我跟统战部主任讲的话，我说要总结这个经验，向全世界和关注中国发展的朋友们进行推介。
下面我谈两个经济的体会，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我觉得它是面对困难表现了巨大的勇气，一点都不回避困难，包括总理在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里面，总理非常坦率地讲，今年包括未来几年的经济工作恐怕是最困难，最复杂的，我体会这个复杂性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刚刚陈平讲了一些，我觉得我很同意，这个复杂性或者这个困难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短期来看我们有物价上升的压力，有个别的产品，单个的产品结构性的物价的上升有可能演变全面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由此而带来的物价上涨的压力，这是一个挑战。
再一个挑战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运行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挑战，一系列的问题，关于这两个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记者招待会也讲得非常清楚，就这两点我想谈一点我个人的体会，关于物价上升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谈了很多，花了大概是一篇半的篇幅专门谈到物价上升的压力，包括在开始总结工作成绩之后又谈到问题的时候又谈到了物价上涨的问题，还有未来的工作里面也谈到了，对物价上涨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分析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全神贯注
政府没有直接把价格上升直接归咎于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因为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进行深入分析的话，我们的物价上涨并不是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而不是外资，短期资金大量涌入国内带来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下一步还不好说，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的还是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所以我说这一次的物价上升的成因，至少到目前为止和改革开放30年来，若干次的物价上升还没有典型的意义，是一个非典型的意义，说得更明白一点，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20岁到50岁之间的壮年劳动力所剩无几，去年夏天我跟毅夫我们到广东一带进行一个调研，我们的题目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调研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我们当时觉得非常吃惊的现象，发现过去两年，07、08年广东一带珠三角一带外来工的用工成本上升了28%，而且上升之后这个价格还没有指出上涨的压力，很多的中小企业的业主抱怨工资太高，也抱怨年轻人吃不了苦，要求更高的工作，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资，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的体现。
这是一个原因，在这个因素推动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步逐步的减少，所以农民养猪种菜的积极性自然下降，粮食产量当然是上升，但是它是通过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反复刺激出来的，粮食产量去年是历史新高，但是在喂猪种菜方面政府管理的力度没有那么高，所以猪的供给，蔬菜的供给自然会有所下降，因此带来了价格上升的压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这就直接传递到我们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加工业它的成本的上升，因此带来了价格上升的压力。所以政府工作报告对这个，当然分析得没有那么细，我的理解它是认同的，没有讲流动性过剩带来了物价上涨，我认为流动性过剩或者经济过热这个后果不是反映在物价上，而是反映在资产价格的上升，今天中国的情况跟10年前完全不一样，那就是很多家庭，很多居民他的收入提高之后，这个收入提高的去向并不是日用消费者，并不是粮食，并不是副食品，而是资产，对资产的需求在上升，所以股票价格前阵子上升，房价的上升这个是流动性过剩的表现，而不是物价，针对这部分的分析，政府提出了九条措施，总理用的原话是说，要扩大供给，同时要遏制不合理的需求。
他指的不合理的需求主要是玉米加工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因为玉米加工业生产能力提出以后，对玉米的需求提高了，玉米需求提高了带来了喂猪的饲料的价格，整个副食品产业链的上升，这一点非常实事求是，针对这一点我想可能还有可能提出两个进一步的建议。一个建议就是对于农民喂猪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个价格保护机制，最近一些朋友他们去农村调研，农民现在还是不敢喂猪，怕价格波动，就是说等今年价格喂猪的产量上去以后，明年猪肉价格又下来，所以农民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对猪肉价格实行一个以价保护机制，对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有所保护和推动。另外，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恐怕还需要适当的加快，另外还可以组织一部分的肉类产品，猪肉、牛肉、禽类产品的进口，短期内要缓解冰灾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冰灾之后上千万的猪崽都冻死了，这是我对物价上升带来压力的理解。
再谈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我们都知道，以美国为发源地的次贷危机带来了整个西方国家信用链条的绷紧，带来了经济增长力的下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入衰退，但是经济增长率下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肯定是有负面的影响，我的理解这一次的次贷危机发源地是美国，但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见得是美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美国经济现在受益于两件事情，不至于很快的叠入衰退的泥潭里面，即便是衰退恐怕也是一个比较短暂的衰退，哪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的资金市场，美国的制造业的产品市场非常全球化了，美国在短期内可以利用它的经济政策吸引海外的流动性来补充美国国内信用链条绷紧的压力，所以这是全球化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导致美国经济，我估计也能比较好的渡过这个难关，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决策这个团队，我叫做“梦之队”，财政部长来自于美国的华尔街的高盛，从美国利益出发，这一次由他当财政部长来处理次贷危机，从事后来看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对次贷危机产生的机制，次贷危机传播的机制，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恐怕是再了解不过的了，这是“梦之队”的第一个成员。第二个成员是联储的主席伯兰克，是70年代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读书，读经济学学位的，他们对经济危机传播的机制是非常了解，我们都知道60年代以后，美国的经济学界对于二战之前的金融大时代，大萧条有深刻的反思，仔细的研究，不管争论如何，他们都认定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在大萧条期间，美国联邦储备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及时的扩大货币供给，没有及时的大规模的降利息，所以连费德曼本人很保守的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一点，所以这一代人对大箫条的反思都铭记在心。
所以次贷危机刚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很吃惊，当时就出台了在我们看来很过激的政策，但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决策非常有道理，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去抓放纵火犯，而是去赶紧救火，不要让火势蔓延，所以现在我的判断，美国政府决策层对这次危机的处理是从美国利益出发非常合理，而且他们这个团队是非常称职的，因此我不认为美国经济本身会进入大规模的箫条，但是主要的受害者恐怕是美国之外的经济，为什么这么讲？次贷危机来了以后，美国现在并不是流动性过剩了，而相反流动性不足，信用链条的收紧，贷款者跟借款者互相不信任了，这个市场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摩擦，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美国投资机构在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风险，给风险重新定价，为风险重新进行拨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金融机构会把以前投资在新兴市场的资金撤回来，拉回来，拉回到美国本土，因此我的预测是会出现一个资金的逆向流动，会从某些新兴市场国家中资金出现反向流动，来补充他们资本金的不足，来对抗他们风险评估带来的进一步的风险。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同样受到危害，某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危害可能更大一些，一个是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第二个是东欧国家，第三个是印度，印度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大概一个星期前我看到一个报道，印度也开始了自己的次贷危机，这个刚刚开始，我相信印度在未来一年之内，顶多两年会出现股票市场大幅度下降，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我个人认为来自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机遇，我自己有一个提案，重大战略机遇，这一点我认为是重大战略机遇，从两方面讲，首先是谈对资金的应用，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华尔街的主流金融机构出现了资金不足的局面，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它饥不择食，它对中国的投资，不管你是来自于主权财富也好，还是来自于国有企业也好，他们是比较欢迎的，当然这个是有限制的，机遇靠我们把握，是比较欢迎的，至少不像以前那么敏感，这是一条。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美国的政治中乃至于西方的政治格局里面，投资银行或者金融界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主体的政治的气氛会改变，所以是重大的战略机遇，可以利用短暂的改变我们可以积极的投资入股华尔街，从而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是战略机遇呢？不是说为了赚小钱，是通过入股从而获得对这些主流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从而化解来自于这部分主流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未来有可能带来的负面的冲击，历史经验表明，不管主观还是客观，这些主流金融机构对于新兴市场的经济崛起总是会产生一些破坏力的冲击的，当我们有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以后，我们就可以部分的化解，从而也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和美国的主流的政治，针织团体当中可能产生的摩擦和冲突有所化解，我认为是重大战略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次美国经济放缓的这么一个机遇大力开发我们的内需，总理最后的招待会里面谈到了，要提升内需，这是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提升内需我们现在有条件，利用相对充裕的财政的赢余提升内需，从而使经济增长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回落，如果这个态势能够维持的话，我想不初五年，中国经济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增长国，现在大概是第二位，我们现在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5，增长率是美国的5倍不到一点，再过五年，应该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增长国，如果能保持在9%到10%的增长率，美国在2%左右或者2%以下，到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和今天相比又是飞跃，又上了一个台阶，总之我认为，我们未来08年也好未来几年也好，挑战很多，困难很多，政府都是直面困难和挑战，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也有重大的战略机遇，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战略机遇，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能够，不但能够持续，而且还能够上一个大台阶，谢谢各位。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伏安
主持人：刚刚李先生我国物价上涨的成因，美国次债危机可能带来的机遇，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李伏安你来谈一下。
李伏安：去年参加了这个论坛，谈了一些看法，所以很荣幸又被邀请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讨论，刚才听了陈教授和李教授的演讲，我觉得非常受启发。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五点看法。
第一个，从中国的金融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今天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也有很多机遇，这个题目我感觉比较好，从金融上面现在面临的东西，我搞不清楚，面临的这些问题究竟是我们的机遇，还是我们的挑战。
前不久易刚行长有一个判断，说现在金融面临的问题，人民币要升值，国家储备多了，外汇储备多了，我们的外贸顺差大了，这些现象是很多世界上当今发展中国家所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都有了，很多国家都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我们都有为什么会成了问题呢？易刚定义为“美丽的烦恼”，包括刚才林教授讲的我们的投资过剩，中国在改革开放前20年，现在是30年，前20年当中我们都是为投资不足，投资不够而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我感觉应该都是为投资不足，投资的资金不够而担忧，今天投资过剩了，美国人到现在还在说，他们的储蓄率太多了，美国人消费太多了，中国人呢？长期的勤俭节约的思想，我们现在储蓄多了，老百姓挣了很多钱不消费，勤俭持家的风格发扬到了极点都成了问题，这都是“美丽的烦恼”重要的表现。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究竟是挑战还是机遇呢？
第二个我的看法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是机遇大于挑战。中国经济这么多年好的增长，怎么到今天，08年会成为有问题了呢？我承认，应对这么复杂的经济局面要进行宏观政策管理，宏观调控是非常难的，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从这一点上我认为今年可能是最难的挑战，但是我们发展这么多年发展这么好，怎么会一下变成有问题了呢？所以我认为应该看到是机遇大于挑战。相应的一个判断，我们今天的题目挑战机遇和对策的问题，从第三个环节上考虑，我们应该更多的出一些主动性的对策，既然这些都是好事，我们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曾经资金不足，有了一点资金以后，我们的运输不行有瓶颈，运输好了以后人员有瓶颈，人员可以以后消费又不行了，那时候什么都是瓶颈，今天我们什么都有的情况下，只是怎样把它用得更合理，分配得更好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是有更多的主动性的政策，而不是被动去应付，人民币要升值了怎么办？我想办法让它慢点升，或者压得不行了，我救去，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找一些普通性的政策。这是第三个判断。
第四个和第五个观点就是对刚才，下面就是解决问题，林教授刚才已经谈了很多，不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林教授认为是投资过剩造成的，我认为投资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民币升值以后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长期的劳动力的培养，劳动力创造收入的能力不够，导致消费不足，他们是被动的消费不足，而不是主动的消费不足，是这样一种关系造成的，投资过剩只是一个一直循环的结果，而不是导致这一轮状况的根本的原始的因素，那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我认为是三个方面的大问题。
第一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的，追求的扩大外贸，增加外贸出口，给了一系列的鼓励外贸的政策，从税收政策到投资政策到产业政策以及到地区的政策到区域政策等等，这些使得中国长期是有外贸倾向的，为了增加外贸出口的竞争力，我们又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只有靠低劳动力成本跟他竞争，这样使很多在中西部地区，小学教育都没有受完的年轻人，16、17岁就开始到这些外贸企业去工作，又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劳动成本，同时也降低了他们的收入成本，这样导致中国的大量的外贸出去以后，当然也有汽车产业，但是后面的这些产业，像这些产业的过剩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全世界的人都穿中国鞋，叫不叫过剩？跟全世界来比，肯定没过剩，但是对中国来讲肯定是过剩了。随着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逐步调整的是什么呢？是由过渡的外贸出口转向适度或者中度或者转向平衡的外贸出口。
另外劳动力的成本，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整个国家在过去改革开放当中，以发展，发展就是以生产企业力的扩张和产品的制造为因素，我们的过去就是增长，增长就是产出，产出就是企业增长，这个发展从来就没有，在过去30年当中，从来没有考虑把劳动力的能力，劳动力的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作为一个投入，本身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农村教育等等这一些问题从来投入都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低劳动力成本的政策，低劳动力保护的政策和低劳动力投入的政策。
第三个，我们低资源的价格，也包括生产资源也包括土地资源，今天早上我看中央电视台报道，几个大城市同时炸毁近5年到10年内新建的大楼，盖了10到18层，当时在盖楼的时候这个楼的地价没有达到市场合理的地价，这是长期我们对土地和资源价格采取低价格的政策，低税收的政策导致的，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和整个过程当中，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一定时期是可以，但是如果长期都这样做，自然会导致经济的扭曲，这是三个最根本的原因。
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一届政府比上一届政府都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我认为我们现在目前很多政策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大家都感受到了前面我说的这种社会问题，除了经济循环上面有模式以外，还有国内经济循环当中，更多的是忽视了人的投入，忽视了人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投入，所以我们的福利政策不是不应该走，而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走，有的政协代表提出来分1千块钱，最简单提供消费能力的一种政策建议，好像每人给1千块钱，我们的内需就可以起来，其实这种给钱，错在什么地方呢？
给钱没有给到穷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真正的消费能力不是这1千块钱本身的消费，而是这1千块钱给他们带来能力上来的增长，而由能力增长带来的收入的增长，这个消费能力，我们过去扶贫很多经验证明，西部扶贫，联合国拿钱，一个人给30、50块钱，村里的男人拿到这个钱买两斤酒回来一下就喝光了，有增长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福利增长以增加内需，增加老百姓真正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劳动能够为主的这样一种投入，平衡我们内部经济的能力，使我们中国经济合理的获得外贸的逆差收益，国际上的比较收益，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和产业升级换代的能力，这是两头应该考虑的方向。
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伏安主任对我们当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的是机遇大于挑战，关键点是我们要采取一些主动的政府的政策，接下来请王小鲁。
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改了30年了，今年是第30个年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我想有目共睹，我也用不了多讲。中国在世界上由于这30年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在世界上脱颖而出，由于这30年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取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贫困大幅度减少，这些我想就不用多讲。
我想讲一点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我们把经济改革换成中国改革的话，我想中国的改革才刚刚走了一半，这一半指什么呢？就是说虽然经济改革取得了它的大部分的目标，中国经济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而且中国创造性的建立了一系列，就是说在主流经济学中间没有描述，没有给出既定模式的这样一些东西，在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建立了这么一套以市场为主体的体系，我想这个成绩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同时我想中国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两个并行的目标，在这两个目标的取舍上，中国选择了经济改革先行，而前苏联选择了，首先进行政治改革，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前苏联在改革中间碰到了巨大的困难，经济大幅度的下降，巨额的通货膨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中国在这个期间经济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想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改革究竟走了多远？在我看来，这个政治改革我不知道从官方的角度讲是不是可以算正式启动了，但是去年十七大报告中间明确讲了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官方文件里面也多次重申要进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现在怎么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怎么来推进政治改革？而这两个概念里面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想这个好像还并没有取得社会的共识。
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一系列的，虽然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成绩很大，但是现在确实面临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毅夫讲到的收入差距急剧的扩大，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不容忽视的地步，那么我也很同意刚才毅夫的分析，现在我们宏观经济方面出现的问题，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其实很多都和收入分配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为什么消费这么低，消费持续上不来导致巨额的储蓄，导致经济增长要过分的依赖投资拉动和依赖外贸出口来拉动，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背后都存在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收入分配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短期宏观政策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长期问题怎么积累起来的呢？我想刚才毅夫分析得非常好，但是我想也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国家的资源收益的分配解决好了没有？我们在改革过程中间，城市化快速的推进，大量的土地由农业用土转向非农业有土，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商业用途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间，土地有巨额的增值，而土地增值分配到哪儿去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关部门的统计可以看到，土地转为商业用途通过招牌挂手段公开进行的不到1/3，绝大部分推动在转为商业用途的时候没有通过招牌挂公开的手段来进行，而两者的地价差大概是3倍。这么大量的土地没有通过共开的程序，通过市场向社会招标进行拍卖，而转变成了商业用途，那么在这个中间，这个巨大的土地收益哪儿去呢？这是一笔非常不清楚的帐，这个还仅仅是一个例子。
矿产资源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国家煤矿问题，多年来矿难不断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背后有权利，有地方政府，有各级官员，因为这背后有利益，为什么会有利益，有一个资源收益，而我们在制度上并没有解决资源收益应该怎么分配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收益不能是通过这样一个不公开，不透明，私下交易，钱权交易这样一个途径来进行分配，而应该是一个高度透明的，放在桌面上放在阳光下，它的收益应该主要部分归社会所有，归全民所有。
与会嘉宾
再一个例子，比如说石油企业，石油企业高额的利润导致了社会上一直在炒的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的收入，存在巨大的差异，当然不光是石油还有其他的垄断企业。那么这么高的石油垄断利润，为什么就应该归石油行业的内部人所有，而不是归社会所有？这是一个问题。国际油价成倍的上涨，于是石油利润会成倍的上升，而成倍上升的石油利润它的归属应该给谁？应该怎么分配？我认为这里面是需要有一套制度的，有一套明明白白的制度。我们学界也在一直讨论垄断部门的问题，不断的有学者提出来说，解决垄断部门的问题，要加强竞争，通过市场经济来解决垄断问题，但是这里面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就是说有些部门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比如像石油这样的部门，它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
由于自然资源的先天因素，必然是具有垄断性质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分配垄断收益？就变成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在俄罗斯，“休克疗法”期间是通过私有化，那么迅速地把国家垄断部门变成了私人垄断部门，然后产生了一小批亿万富翁，变成了，刚才陈平教授也提到，石油大亨，天然气大亨，他们一夜之间把全民的资源变成了自己的资源，那么私有化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从前苏联，俄罗斯的例子来看，不是。就是说你用私人垄断来代替国家垄断，是不是就解决了垄断问题？没有解决垄断问题，而且更不公平，结果是更加不公平，所以我们，我认为，我们在解决垄断部门的问题的时候，同样要有一套的制度来针对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问题。
再一点是政府寻租问题，之所以造成收入不公平，之所以造成现在的腐败现象严重，我认为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解决政府寻租的问题，反而在改革这些年中间，政府寻租的现象，政府官员寻租的现象越演越烈，那么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导致一个社会的冲突。蛋糕做大了但是蛋糕增大的部分，大部分跑到少数人手里去了，全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那么这样一种状况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不可容忍的。需要干什么？我认为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不赞成像前苏联的“休克疗法”那样一种政策体制改革，我们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改革，实际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我相信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同样也可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通过一个比较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使得我们的政治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更加完善。
刚刚开完的两会，公布了大部制的改革方案，刚才陈平对这个提出异议，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也许大部制有它的有利的地方，尽管如此，这仅仅是一个机构的调整，机构调整不能代替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在那些缺乏制度的地方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比如说像自然资源、收益分配、收益管理的制度这样一套制度，同时必须把政府管理透明化、公开化，放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的监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套非常巨大的社会工程，所以我刚才讲中国改革，我认为只进行了一半，只走了一半，还剩下一半没有走，往下走是需要通过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来推进的。而我们现在看到，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做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制改革和目前发改委在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种现状，我觉得不够令人满意。发改委本身是一个最需要被改革的机构。
它的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能由像发改委这样的一个专业职能部门来领导，它应该是一个大的社会工程，就像刚才陈平提到的，我们国家过去有体改委，现在体改委没有了，当时的体改委是管经济体制改革，并不管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我们现在需不需要有一个全社会认可的权威性的机构，广泛采纳民意的，运作公开透明的这样一个机构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我认为值得考虑。谢谢。
主持人：把我们关于经济问题改革的讨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接下来一位我们有请姚洋。
姚洋：本来我是想回应一下李稻葵关于政协的看法，跟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刚才王小鲁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两个的发言刚好做一个铺垫，我非常赞成李稻葵对我们政协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看中国的问题看得多一些，对中国正面的事情看得少一些，所以我们不光要总结经济成长的经验，其实我们在政治这分析也做出了对世界整个民主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否则不可想象，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坏的政治的话，大概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经济增长，当然不是说政协里面没有问题，也有问题。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国家都在两个极端中间要寻找一个平衡，一个极端就是集权，政治上的集权。另一个极端是，我叫它极端的民粹主义民主。你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摆动，拉美不用说，你看南亚这些国家他们也是很清楚的，我刚从菲律宾回来，去过两次时间都很短，关在旅馆里面，这一次接触了一些年轻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几乎所有的学者在菲律宾的，他们都说，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腐败，我说腐败，这是任何国家都有腐败问题，你到中国去，腐败也很严重，他们说一个笑话，说一个菲律宾的议员到美国的议员家做客，说你们家房子真好，美国的议员拉他到窗户边上，说你看到下面河上的桥了吗？我这个房子是那个桥的20%，美国的议员跑到菲律宾的议员家里去，说这个房子简直是宫殿，问你哪来这么多钱？拉到窗户边上，那个河上的桥就是这个宫殿，但是没有钱，都被拿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了（笑）。
所以民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殖民者留下来的，强加的，我不说民主不好，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民主的路径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下。殖民者下来的这些东西以后，忘记了一个条件，社会条件远没有成熟，我们看一下全世界主要的大国，在民主之前都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持续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民主意味着不能搞阶级斗争，要调和，所以这很困难。中国恰恰在这方面，我认为在探索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如果拿1000年的历史尺度来看，整个世界都在走这一条路，从封建专制向民主转变，民主是人类新的文化，我们还没有采纳，有人说我们未来的21世纪的文化，新文化的希望在东亚，那是胡扯，首先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民主的文化，如果拿这个大的尺度来看，中国是在大的民主化的进程里面，我们并不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落后，只不过我们走了另一条道路，这个我们怎么去总结，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
我觉得李稻葵说得非常好，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要总结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政府基本上做到了为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着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要么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府，要么极端的集权政府的一个对照，我叫它中性的政府，在中性的政府之下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
但是，这里我也想沿着这个王小鲁的话说，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就足够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都是最好的制度？刚才我说了，民主是我们一个新的文明，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之中，所以我非常赞成王小鲁的看法，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走？我们现在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个好事，过去30年，由于这个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弱点是逐渐显示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社会的摩擦问题，还有环境问题，还有政府行为的扭曲问题，由于你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政府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你看丘和到了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你可以想像，那不可想像，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好不容易是最后一块净土，他如果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我们不是把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放在最根本的追求上。
再往下说了，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合法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拿着增长作为我们合法性的来源，只要我给老百姓提供了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我的合法性就有了，可以继续执政，但不见得，弦绷得太紧了之后有时候就会断掉，说回来我们搞民主化建设，其实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有利得多，我跟印度人去谈，当然我是站在中国人这一方面有一些辩护的成分，但是印度人往往把我问住。他说你们中国搞民主的条件远比我们印度好得多，你们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你们有一场社会革命，你们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你们为什么不搞民主？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小鲁共鸣一下，具体怎么走？并不是说我们一夜之间把西方的民主搬过来，但是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去探索，要扩大民主的参与度，从现在开始我们放眼未来10年、20年，我们才能有准备，为民主化的到来做准备。谢谢。
主持人：今天下午我们有6位参与者对第一个单元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机遇跟挑战进行了发言。（茶歇）
茶歇师生交谈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欣然留影
嘉宾被团团包围热烈讨论经济话题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主持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我们上半场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本来话里想说上半场是经济发展，下半场是民生发展，现在我们还是接着讨论，刚才陈老师和李老师说他们还要论战，估计下半场会更精彩，本来经济和民生又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下半场还是大家各抒己见，多一些互动。先有请平新乔老师！
平新乔：谢谢李教授，这个民生跟经济发展，也是总理两会以后记者招待发布会上面特别强调的，他说我要下决心，他用我，我要下决心推进公共财政改革，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说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心很大，这个问题确实是，从我们研究的情况来看，确实这个事情是蛮尖锐的，我去年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国转移支付研究，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财政规模，税收的规模，财政收入的规模连续五年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速度超过一倍以上，政府确实是手中的钱多了，去年税收超过了5万1千亿，GDP是24万亿，这是预算内的收入，还有预算外就涉及到税收的负担，老百姓的税收负担是不是重呢？有很多议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
我从转移支付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过去的3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跟我们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功是分不开的，8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的税制改革到98年以后新一届政府推出的预算体制改革，都有很不错的效果，我们国家的财源有这么大的发展和增长，跟我们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的成效是分不开的。但是另一方面问题也比较突出，我就说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中央给地方的去返还，地方把钱给了中央，当然放权让利的体制就是说税收的权利主要给中央，十块钱，中央拿七，地方拿三，这是从收入的分配上讲，那么花钱反过来，中央拿七，地方拿三，是这样的，中间地方只拿了40%的财政收入要花70%的财政收入，中间差30%怎么办？那就中央返还，中央转移支付，这样的体制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在政策当中，政府转移支出的占整个财政开支的1/3左右，就这么个逻辑。所以国家财政收入有多大的规模，那么1/3左右中央就把这个钱转移给地方，去年5万2千亿这样的财政收入规模，地方拿到中央转移支付就是地方8千亿左右，就是这么多的钱通过转移支付的渠道给出去，给出去以后有什么问题呢？给出去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转移支付里面的结构当中，一般的转移支付能力很小。
第二项是大头，叫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去年还占了52%。也就是说，将近一万亿的财政转移支付是通过80几个项目，教育、科研基金、水利、环境污染，这种名头立项，中央给地方拨钱，我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要写，要让中央部门批准，要让财政部门审核，用这样一个途径拨款的，包括教育，包括重点科研科研都是这样来的，全国80多项。问题就出在这儿，这样一个中央转移支付一般的转移支付有一万左右，全国有多少个部门加入这个风险机制呢？37个，去年我们调查37个部门卷入了一般的转移支付，一万亿蛋糕切割，其中腐败、行贿什么什么，包括北京也有5千家办事机构都跟这个一万亿的分配有关系。
第三项税收返还，当时朱镕基是副总理，管税制改革的时候，一个省一个省谈判，当时承诺我不降低你93年以前，你已经有的省里面的财政收入那个规模，以后还是按照那个，以93年为基础，基数是那个时候定的。
当年我们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才300亿，有200亿就用于税收返还了，有70%以上的转移支付里面，转移支付当中有70%几的比重是用于税收返还的，这是94年的情况，随着改革的发展，转移支付当中维持原来体制刚性，维持原来省里面的既得的利益现在在下降，05年是12%，05年转移支付的额度是1万3千亿，06年1万5千亿，实际上转移支付当中用于照顾原来各个省这样一个体制刚性的补贴还有额度，还相当于教育这样一块，我们教育也就2千亿左右的财政支出。
第四块就是机动性的转移支付。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问题？跟国外的相比，我们专项的转移支付太高，原来制度就不正规了，看你谈判高拿的多，谈判低拿得少。不是定死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磨合和谈判，从中有很多不透明的东西，它的后果就是各部委的权利很大，我们比较了日本也比较了德国，比较了法国的转移支付，我们开始还很不理解，日本有很厚一本，它的财政省拨给下面的厅、县的时候有一个财政标准的计算公式，多少人口，多少公务员，多少小学生，多少中学生，按照这个公式给你套，你这个县拿多少钱，省拿多少钱，市拿多少钱。
当年我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搞那么细的公式，转移支付，我现在才懂应该这样，转移支付就应该搞这么死的，就是说这才叫透明，你把人口定好，多少需要，按照你的人均收入，按照你的面积，按照城市上占用的什么公路给你拨城市转移支付，环境转移支付等等，虽然搞的时候是很官僚，但是可以减少腐败，这个里面从效率上来讲好像官僚机构，官僚体制有一些效率上的损失，但是你把公式定死以后，可能转移支付环节上面出现腐败，出现暗箱操作的余地就降低很多。我们财政部也有，96年也搞了一些粗略的公式，财政部也在做这个建设，就这一块的东西我们实际上，真正要讲工资，要把公共财政阳光化，要透明化，这个是要加强的。这是结构上面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负担，我们的公务员的负担，我认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国和民的问题，在国民社会当中，民占的比重和国家占的比重这个是最大的不公平，凭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统计出来了，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当然不包括民工，占GDP的比重是17%多，不到20%，但是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系数也就0.2左右。现在我们的工资支出，工资占GDP的比重不到20%，这个反映大趋势是吻合的，那么多少钱？你算算，我们24万亿的GDP，国民收入你乘以不到20%，我们工资多少？5.2万亿。
5.2万亿按照我们统计的口径，行政管理费用30%，另外70%里面还有教育、卫生，一个国家它的居民的个人劳动报酬的收入总合，跟一个国家政府的公共制度比重如果超过1，分子是公共支出，分母是老百姓的劳动收入，如果这个比重超过1是个什么概念？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要讲收入分配有问题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比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社会差距，地区之间的社会差距，这个差距可能更重要，更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关注。
第三点，我们的福利报酬问题，刚才讲到劳动报酬，劳动福利，我们从去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都在强调，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大地。我觉得这里要考虑两个界限，第一个界限是劳动工资收入与社保补贴收入之间有一个比例关系，你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当中，政府转移支出拿到的，我说劳动者，一个劳动者，如果我通过劳动拿到工资收入标准的，拿到工资收入，如果高于我凭我高等身份就可以享受到的保障，什么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等，如果我有劳动有保障，反过来如果我不劳动就躺在家里，要享受这些，如果这个比重太高的话，国家就会出问题了。
我们国家去年平均工资，城市里面1万8千块钱，在这里面实际上企业支付的失业保障的成本已经到了1/3左右，就把隐性的显性的都加上去，如果再加的话，这个比例不好说，但是参加一下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享受多高的劳动保障水平，医疗保障水平和失业保障水平，就是这有一个度，否则的话会影响，人家不干活了，就有这样的问题，这就影响效率了。我们国家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保障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第一个度就是工资收入，劳动收入跟保障收入之间有一个度的问题，要考虑到我们的承受的水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要想到的为了增加一块钱支出，我就要收一块钱的税，我收了一块钱的税，那么对老百姓造成的负担。除了征收的一块钱税，然后你的效率损失，去年我们算了一下大概70%左右。所以我就说，我们贴近公共财政改革，我们推进社会保障提供，另一方面，国家就要想到怎么样解决我们的税种结构。就是这个结构也要考虑进一步调整，现在我们三大税种，增值税、营业税，还有个人企业所得税。实际上我们一方面发展服务业，另一方面又是营业税。难怪上海提出，要按照增值税的税率还收取营业税。
下半场讨论主题：民生发展：挑战、机遇和对策
第三个问题，对于上半场讲的物价，我觉得我们错过了一个调整物价改革的机会，我们既要降低能耗，降低污染，我们现在靠行政办法在做，作为官方官员考核绩效的重要指标，真正要改变的话就是要改变资源价格。但今年我们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4.8%，你说中石油现在110块美元一桶，炼油的企业进口油的成本上去了，同样中石油采油的行业是盈利的，炼油的厂企业就是亏损，中海油主要的油都是靠进口的，中石化系统它本国提供的原油不到30%，它70%的原油要进口，它就面临进口油价上涨以后，当然国家讲了不能上升，为了保证我们8%的通货膨胀的目标不要突破，当然不敢乱动物价了，所以他们呼吁免去中海油这些的关税。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如果在97年到03年我们在物价走低时期如果把这项改革推出，目前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小，在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面，你要推进微观改革，实际上是微观改革和宏观目标控制之间有一个妥协，有一个配合的问题，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的资源价格调整肯定只能往后推，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晚痛不如早痛。你看88年、89年，虽然通货膨胀有一点压力，但是大部分的价格还就是那个时候放开了，虽然有一些压力，但是马上对市场做反应。你比如我们讲资源、能源、煤电这样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家发改委控制价格，企业，用这个资源的企业长期对这样的体制产生了依赖，他做出来的反映就不是市场的了，所以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谈这个问题，国家还在下决心推进改革，只有企业对要素价格的需求真正按照理性的原则来做，我认为这个事情是要做的，如果下一步要改革的话，这个改革绕不过去。
最后说一点，财政里面还有国资委的问题，刚才也有人谈了，挣的钱要公开化，但是96年国有企业怎么垮掉的？就是上缴利润，你上缴利润他就说谎，国有企业的利润看不见的，您说亏损，报亏损，报亏损那他就可以不交税和利润。后来92年、93年党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免了，现在又要上缴利润，但是这样的机制，不要让国有企业说谎嘛！如果报亏就可以不交了，虽然也可以查，但是又要很多成本，所以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可能不是这个。
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就应该把国有企业按照，不要搞什么副部长什么东西，就是上市，就是民营化，你国家可以有一大批股票，一大批控股权，但是您按照股份化这条路走下去，如果按照一个大的垄断的股份化的路走下去，又按照部的命令来管，这可能是一个不兼容的目标，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我就讲这么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
霍德明：刚刚听了诸位嘉宾发言，都是比较大的方向，我这边着重在一个比较小的东西，然后预测，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展望中国2008年的新书发表会，所以赶快看一下我去年12月份讲了什么话，经济学家有一个好处，看数字，看看是不是互相矛盾，不过先不谈自己的矛盾，因为将来还没到。我记得今年的“两会”的时候，温总理曾经说过对于今年的物价控制大概是通胀率控制在4.8%以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字，3月初大概他提的这个数字出来，那个时候2月份的通胀8.7还没有出现，1月份的7.1已经出来了，我看到他讲这句话，让我有一点捏把冷汗，因为1月份的7.1，2月份还没出来，预测2月份应该比7.1要低，当然现在看起来，不是，后来我再想一下，可能他的讲稿是两个月以前先写好的（笑）
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大概全年的平均就是4.8%左右，所以他预计今年还是可以控制在4.8%。当然经济学家的预测总是会出错，但是作为一个政府的负责人，如果他说今年控制物价在4.8%的话，那我就会比较严肃的对待，如果说4.8%来做一个比较标准的话，1月份、2月份已经远远超过4.8%，2月份已经超过8.4%了，所以今年在整个年度的通胀预期来看，刚才我看了一下，中国的通胀预期尤其是中心或者其他做一些通胀的预期，大概平均都在6%以上，如果说是政府部门想要用行政的手段或者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把通胀压在4.8%的话，那可能在汇率方面要做更多的让步，汇率的确在这几年，对不起，从去年3月份到今年的2月份之间，汇率大概升值了有10%左右，以年率来计算的话，这个速度快不快？我想应该算起来，跟以前改革的幅度来讲，应该算是相当快的。
但是更严峻的任务就是在未来一年中间，如何把剩下的10个月，从3月份开始起算，10个月的通胀率能够维持在4%甚至以下，这样全年平均才能4.8%，我估计今年汇率的涨幅可能会超过15%到20%，不这样的话，再不然就是很强烈的宏观调控，让增长率能够降下来，增长率我们去年是11%的话，增长率可能真的要压到8%或者9%的时候，才可能把通胀全年平均占到4.8%。
原则上我们知道汇率的升值基本上是影响到了进出口产业了。也就是说，它的收入分布可能影响最主要的还是在进出口产业为主，但是相对讲起来，如果汇率缓慢升值，而通胀如果说是涨得比较快的话，其实受损害的不仅仅是进出口产业，而是整个社会大众，因为通胀是影响，不论是男女老幼，大家对全体国民一律适用，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政府在两难之间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再不然就是牺牲出口产业，再不然就是把全民的福祉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往下调整。我的预测可能，我们以民为本的政府应该会比较控制通货膨胀，如果今后在剩余的10个月之间，通胀维持在4%以下，我刚刚讲的，今年的汇率调整会在15%或者是剩下10个月中间用宏观调控能够把增长率压到8%或者9%，那大概是两个唯一可能的希望，当然现在做如此的预测，我也知道，马上今年08年12月份我们还要做经济展望，我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预测准不准。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霍老师，您讲的问题，在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4.8并不是最终一定要达到4.8，我觉得他回答的还是不错的，其实通货膨胀的预期比通货膨胀更可怕，所以其实控制在4.8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不过还是谢谢你非常好的解读，利用我主持人抛点砖出来，引你们的玉。
我也是谈一点我对两会的体会，今年也是我回国的第五年，所以这一届政府，“两会”，过去的五年我亲历了中国的改革，很多感触，比较历年的“两会”的报告，我觉得今年的报告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它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我们过去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没有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作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提出来，那么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政府它所具备的国际视野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确确实实我们是一种大国的心态，在策划我们未来的发展。第二个国际上一些政治因素对世界经济走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觉得这是它的前瞻性，这个报告是3月5号做的，但是知道一些事是3月14号才发生的，所以这个报告如果用刚才霍老师说的，更早就写了，所以他们现在对国际形势的把握和前瞻性是非常好的，我们不怕有事，其实只要准备了，这个事是一定能够解决的。
第二点，这一次我们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强调政府的执行力，过去我们常常会说体制，当然体制我们是有问题，我们不停地在改，但是其实执行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中间就提到了对权利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我想中国公务人员的管理可能是全世界最松的公务人员管理，我们不需要申报财产，我们可以随便兼职，在国外是有严格的监管的对公务人员，这是一套管理体制，如果你在美国的农业部或者卫生部工作，你绝对不允许出去出差说拿企业的钱，出去讲话还可以给你钱，这不可能的，正是基于这些管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欠缺，要么过去管死了，要么松了以后，其实我们也有规章在那儿，但是我们缺乏的是执行力，就是我们执行上没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演讲
关于大部制，我跟陈平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其实这是政府改革必须的，为了新形势发展所必须要的，我觉得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是充分的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它的实施的程序我想可能这一次大家有一点失望，觉得大部制前面是雷声大，后面雨点小，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一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政府部门的改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做出这个东西，我想还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很快就可以推行。
实施的步骤跟我们经济改革也是一样的，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比较合适一点，由易到难，而且侧重增量的改革，我觉得这一次成立的这些局和部，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是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落实民生，比如我们的能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很多人批评工业和信息化部这个名字不好，是不太好，但是可能这个工业非过去的工业，是一个新工业，尤其是信息化，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是准确的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动态和机会。信息化我个人认为是中华民族崛起最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信息化它不仅仅是改变，说把一个直板的变成一个电子板的，它带来全新的，从政治体制，组织架构，管理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换的方式，它是在彻底的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生产和社会各方面的形态，我们正在改革的当口，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利用我们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底子，信息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大一统，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创造我们新的发展模式的。
大家看一看，我想你们有出国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国外像手机，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是你到美国去，你会发现它的信息化程度比中国差得多，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我们人口规模的优越性，我们短信的使用绝对开创了我们的模式，也有我们的文化优势，但是也不要忽视我们的制度，刚才平老师讲到财政，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各个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都面临挑战，我们的社会正在变迁，我们从传统的生产型社会往知识型社会转换，过去的管理大家知道计量，那很容易，你就数吧，数数，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大部分不是数数能解决的。
比如你一个老师怎么来衡量他？一个做软件的人，一个做创新的人，你如何衡量他？最后拿出专业的人毕竟是少数，那是一个数数的方法，但是整个每天的工作你如何来衡量一个知识产品，一个知识工作者他每天的效率是什么？这都取决于我们以后信息化的发展，可以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所谓的绩效考核的方式，国外已经有很好的试点，比如美国的退伍军人医疗体系，过去是一个非常低效率的公立体系，经过信息化的改造以后，它现在变成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公立医院体系，就是借助信息化的手段，在大的平台上信息所有的公立医院的信息充分共享，而且信息化其实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形态，是一个虚拟的市场，我觉得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以后，我们是可以实现跨越型的发展的，包括干部的腐败，信息的透明化以后，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后面的各种部大概都是和民生相关的，我觉得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其实也是和我们经济改革是互动的，我们过去的改革都是强调为经济改革服务，从03年以后，我们这一轮的改革实际上是更多的要强调增加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服务的职能。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的问题，在十七大报告里面提出了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方式。这一次我们大部制解决的是择权利的问题，但是在微观机制上，我们在一个部委里面是可以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分开，宏观上统一，微观上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这又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势，当然都还在试验过程中，还可以慢慢地看效果。
刚才平老师也讲到这一届政府搞工作报告可能是，特别是温总理对记者的答问，提出公共财政改革，抓到了核心点，其实我们所谓的民生问题的背后是公共财政的问题，那么我们真正的应该让我们的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一次的应该是都在，它的改革的手段和它的目标是配套的，当然路程还很长。
第二个我想谈一下解放思想，这也是这一次从十七大以后包括这次“两会”报告是最激动人心的。温总理总结过去5年政府工作的时候第一条经研就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而且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用了王安石著名的话。背景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那么30年前的改革，我们的动力是底层的民众，我们的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是民众自发的，那么当年改革主要的阻力是在上面，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最高层，也就是说，中上吧！或者说我们当时要突破“左”的束缚，但是30年以后，我想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的，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在是上面在拼命喊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但是老百姓患了深化改革疲劳症。
现在美国经济它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暂时的往下走是不可挡的，一定会影响我们出口，那么下一步到底改什么？怎么改？我觉得我们社会还没有引起共识。所以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找好路，为我们下30年的改革找到方向。
个人认为，我觉得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迷信，这是多方的迷信，第一，对市场的迷信，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对30年以来我们自身经验的迷信。中国的改革是引入了市场机制，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得更好一点，在总结所有西方国家市场经验的基础上，比尔盖茨最近在达沃斯论坛上他就提出了，要创新型资本主义。他提出的观点就是人有自立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如何设计市场机制，让人们忘我的或者是愿意助人为乐的那一面能更多的把它调动出来，比如像我们的汪先生来捐款，支持我们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其实不是一个自立，属于助人为乐，为社会做贡献的同志得到了快乐，那么我们如何来设计机制，让这样的人得到荣誉，得到尊敬，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快乐。
我觉得这其实市场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农的自发的原始的市场，市场的形态在不断的变化，我觉得我们要从那种原始的市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的文明能够创新市场的形式。
第二个，西方发展模式。我们可能有充分的认识，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的崛起不可能沿用西方的生活模式的，如果都像美国人那样开球，全球的石油都不够我们中国人用。他们目前也遇到资源、生态的瓶颈，我们往前走，应该是如何在他们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能够更多的弘扬我们自己的东西。其实中华民族5千年来能生生不息我们是有我们好的东西，但是1840年我们就被打蒙了，从1840年到今天，我们仁人志士一批一批都是在向西方学习，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今天其实我们有机会让中国走向世界，我们应该把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模式，我们文化里面好的包括刚才像李稻葵讲的我们的民主协商制度，我们49年以后所进行，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探索的方方面面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现在来反思。
姚洋刚才讲到丘和的例子，我通常不太愿意谈这个，但是我想讲一下的就是2006年我从宿迁调查完了，4月份去的，5月1号的长假，我带我女儿去云南的昆明，大理还有丽江玩，因为她是在美国长大回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在丽江，她就喜欢得不得了，我们住在民居里面，很简朴的中国传统的庭院式的，但是门口是石头凳子，石头桌子，她早饭就猛吃，我说你不是不喜欢吃一些中国早点吗？她就跟我讲，多舒服啊，这种环境，我说这有什么稀奇呢？你现在过的日子就是我们小时候过的日子，因为我长大的环境那时候还没有空调，没有现代化的这种，都是在葡萄藤底下坐着板凳做作业，因为我老跟她忆苦思甜，老说我们小时候什么样，她说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真实情况。如果你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你凭什么说你小时候过得不好。另外政治的合法性应该是强调的，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应该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位，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中国的今天。
关于医疗卫生改革这一次这个方案没有出来，很快大概要出来，但是我总的来说医改，我觉得他们是很对的，而且这一次在两会里面关于民生我觉得比较与众不同的，就是非常的务实，过去